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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g～明亡于万历新解

今天读了一篇论述“明亡于万历”的文献，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田澍。

文章的视角还蛮新颖的，在以往的叙事模式中，主流的观点是先讲张居正改革，然后针对神宗的倒张清算和怠政进行讨论，重点凸现黑化宅男万历的心狠手辣和惨无人道【dei！】

多数学者出于对老张本人的同情和遗憾，很希望他的后来者能够继承改革意愿，把新政坚持下去。对后来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张居正卒，张四维、申时行先后继为首辅，皆无格君之术”，其中时行由于性格柔弱、循墨避事被指责尤甚，比如说他“继为首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敝与其有莫大关系”。

这一点在刘志琴的《张居正评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都有体现：

“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再多的智慧与权谋，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张居正评传）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万历十五年）

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将万历朝的政治划分为两段，即张居正生前和张居正身后。

拔特！这篇文章中指出神宗继位后的两件转折性的大事：

一为“张居正和内廷勾结赶走顾命首臣高拱”；

一为“万历十年张居正突然病逝”；

指出这两件事是万历朝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

① 前者破坏了穆宗的顾命安排，由于老张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次辅向首辅的过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隆庆万历朝的政治生态，给万历朝带来很大的影响。

专业点来说就是由于张居正的“夺取首辅”行为，导致后期的整个万历朝开始向“弱化首辅权力的政治陷阱发展”，即自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就成了万历政治的最大特点。

②后者则导致万历初年的顾命政治局面因为老张的突然病逝而被迫中止，导致皇权没有主动且顺利地过渡到万历手中。

并且可能因为老张本人没打算把自己“非相乃摄”的权力格局延续下去，所以挑选入阁的继任者像申时行、张四维等人，也没个有担当、有能力、有品行的强势人物（强强不能共存？），所以改革内阁和加强阁权的愿景基本不可能实现，而且皇帝也成年了做到这点确实挺难的。

总之随着老张的死亡，他的那种政治作风不可能延续，新政时期的行政风格和特点自然而然要面临夭折。

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是一个问题“张居正与万历政治关系”的两个方面。

根据以上的背景，文章分为三个部分来论证这个观点，分别是“阁权的逐渐强化是明代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张居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后张居正时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

一、阁权

首先要说的是阁权，从阁权强化的角度来说，明朝的内阁发展整体是“变化的”“动态的”，经历了由弱变强和由强变弱的过程。

明太祖废相之后，内阁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弱”的状态，但是这时的弱和明末时期的弱是不同的，前期的弱是内阁初形成时在各个政治势力中夹缝求生的必然，是常态；后期的弱却是在阁权不断强化之后活力减弱，走向衰亡的变态【大雾】

明代内阁的高峰期在嘉靖初年到万历初年的五十多年间，具体来说就是张熜到张居正时期。

这一阶段的阁权体现为两个特点：

其一是扩张，尽管有人对阁权突破祖制表示担忧，但阁权的整体趋势依然是不断强化的。在严嵩倒台后，徐阶曾提出“三语政纲”，即“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然而在大趋势之下效果微弱，到张居正和高拱时期首辅的权力不断扩大。

其二是混乱，也就是通常说的“内阁大乱斗”，混斗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阁权扩张，从而引发政治系统的不适应和系统内部的震荡。由于阁权的扩张是渐进过程，所以阁臣和皇帝，阁臣和朝臣，阁臣彼此之间就会出现矛盾。

在这一时期，阁权扩张加上阁臣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有负面的效果，甚至导致一些政治军事危急，但由于中枢非常具有活力，内阁和皇帝的互动密切且良性，正面效果也很多，大的危机总是可以化险为夷。

从张熜到张居正，明代的阁权不断扩张，到老张做首辅时达到顶峰，甚至超过了内阁的职权范围，这或许也是“吾非相，乃摄也”的大背景，同时也是老张被称为“宰相之杰”的另一种表达。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虽然当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监督六部，就超出了内阁议政的权限，明显地把权力延伸到监督百官执行权的领域。所以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死后被抄家，罪名就是‘侵权’。”

阁权的扩张到达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走向衰弱的问题，也就是接下来的“后张居正时代”，后张居正时代为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阁权受到限制，这是晚明政治生态败坏的一个原因。

（未完待续）